全球减贫与发展概况

全球减贫进展报告（2013）

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美欧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全球减贫依然取得了显著成就。总体上，全球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但贫困人口和脆弱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局部地区出现返贫现象。超越收入以外的其他维度看，全球的多维贫困人口数量超过收入贫困人口数量，表明收入以外的贫困现象依然普遍。人类发展状况有所改善，但国别进展速度不平衡，有些国家在教育和健康方面进展缓慢。由于中国的减贫成就，千年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但更多的发展目标仍无法如期实现。

一、全球减贫的最新进展（一）全球收入与消费贫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取得了巨大成就。世行数据显示， 2010年，全球有12.15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2005年PPP），占发展中世界总人口的20.6%（见表1）。与1990年相比，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经降低一半以上（见图1）。2008年，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和人数首次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全部6个区域均下降，这在人类减贫历史上实属首次。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和中亚地区贫困人口比例和人数重现上升趋势。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新增2700万人。








全球减贫成就虽然显著，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首先，按照目前的减贫进程，到2015年还会有大约10亿人生活在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极度贫困中。其次，1981～2010年期间摆脱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7.23亿人中，按照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衡量，大部分依然贫穷。第三，1981～2010年期间，处于每天2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数仅出现小幅下降，从25.9亿人降到24亿人，减少了1.9亿人；处于每天1.25～2美元之间的贫困人口从6.47亿增加到11.8亿。说明，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穷人处于脆弱境地。

全球减贫区域发展不平衡，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当前全球减贫的重点区域。其中，南亚的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从1981年的61%下降到2010年的31%，目前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为1981年以来最低。但减贫形势仍不容乐观，贫困人口仍高达5.07亿,占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的42%(见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 2008年贫困发生率首次降至一半以下（47.5%），但在2010年贫困发生率上升到48.5%，贫困人口仍高达4.14亿人，占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的33%（见表2）。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减贫成就突出。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近11亿，减少到2010年的2.5亿；贫困人口比例由77.2%下降到12.5%。其中，80%的贡献来自中国的减贫成就。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贫困人口比例由1981年的11.9%，下降到2010的5.5%，为迄今为止的最低值；贫困人口数量在2005年之前趋于上升，而在2005年之后迅速下降,2010年贫困人口为3200万。

——中东和北非地区贫困人口数量由1981年的1650万减少到2010年的800万人，贫困人口比例由9.6%下降到2.4%。

——欧洲和中亚地区在2000年以前贫困人口比例和数量持续上升，但2000年以来得到扭转；贫困人口数量由1981年的820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20万人。然而，在2010年，贫困发生率上升到0.7%，贫困人口增至320万。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取得最为显著的减贫成就。1981～2009年，中国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从1981年的8.35亿人，下降到2009年的1.57亿人，减少了6.83亿人；贫困发生率也从84%下降到11.8%（见表3）。1981～2010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7.23亿人，94.2%的贡献来自中国的减贫成就。2005年以来，如果不包括中国，全球的贫困人口几乎没有减少。这表明，减贫是中国的软实力。根据世行2010年估计，以每天生活费1.25美元的标准度量，到2010年贫困率已降至1990年的一半以下，这就意味着首个千年发展目标已在2015年之前实现。世行2013年年度报告中指出，“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帮助6亿人民走出了极端贫困”。








 

1981～2009年，中国贫困程度也大幅度减轻。中国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贫困程度（贫困距指数）由1981年的39.26%，下降到2009年的2.84%，意味着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贫困缺口大幅度减少。2010年，人类发展指数上升速度最快的10个国家中，中国位列第二，仅次于阿曼，其中收入增长速度位列第一。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用每天2美元的标准衡量，中国仍有3.6亿的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27%。仍然有2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25～2美元之间，这部分群体贫困问题复杂，成为易于返贫的脆弱人群。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更为明显。中国与博茨瓦纳、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富裕国家。1970～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1倍，博茨瓦纳超过了8倍，马来西亚和泰国超过了4倍。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若要跨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还要走很长的路：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5。博茨瓦纳、马来西亚和泰国离这个水平还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收入（包括科摩罗、伊朗和塞内加尔）则停滞不前。1981～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由29.1%上升到47.4%。

中国同样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在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之前，许多经历过长期显著增长的国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例如，1950～1980年，巴西人均经济增长接近每年5%，但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崩溃，直到最近才开始复苏。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则更为惊人，从1913年人均GDP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1981～2007年仅相当于西欧的1/5。在1970年，108个人均收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中，只有4个在2010年上升为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3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和马耳他）是岛屿经济体，另一个是韩国。

（二）人类发展状况及最新进展

1.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

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人类发展指数所包含的人类发展维度（健康、教育、收入）对全球135个国家的人类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对人类发展的状况和最新进展进行了判断。

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世界各地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57上升到2012年的0.694。其中，教育和健康指标约提高了1/4，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倍。总体来看，贫困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与富裕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从1990~2012年间缩小了约1/5。从地区来看，所有地区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上升最快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0.683），其次是南亚（0.558）和阿拉伯国家（0.652）。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类发展指数最低（0.475），欧洲和中亚的人类发展指数最高（0.771）。

从国别看，1990~2012年间，一些国家的人类发展状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人类发展指数上升最快的国家既包括巴西、中国、印度等大国，也包括孟加拉、智利、加纳、印度纪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和越南等国。其中，巴西、墨西哥和阿尔及利亚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较慢，年均增速在1%~2%之间，但其在教育、健康和营养方面进展显著。中国的收入增长速度最快，人类发展指数上升速度仅次于韩国和伊朗，位列第三。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国别差异非常明显。在过去的40年里，有1/4的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不到20%，而另有1/4国家超过了65%。自1990年以来，有10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没有全面提高。

2.健康、教育与收入进展

在健康方面，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进步仍然缓慢且不平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期寿命比1970年提高了8年。阿拉伯国家的预期寿命提高最多，比1970年提高了18年。全球范围内预期寿命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并且其下降速度快于成人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发展中国家每千名婴儿的死亡数下降到了59例，尽管其数值仍然是发达国家的4倍（发达国家为每千名16例），但进步显著。

健康领域的进步从1990年以来开始减缓。这主要是由于19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的预期寿命在过去20年中的大幅下降所造成的。其中有9个国家的预期寿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的水平：6个为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3个为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预期寿命减少的原因是艾滋病的泛滥和转型经济体中死亡率的上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部非洲国家艾滋病感染率仍高于15%。在大多数受其影响的国家中，预期寿命都低于51岁；在莱索托，预期寿命仅为46岁，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世界各国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自1990年以来，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年，毛入学率提高了12%，识字率也从73%提高到了81.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小学的平均入学率达到了100%或以上。教育公共支出普遍增加，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3.9%提高到2006年的5.1%。1990年以来，用于每名学生的教育资源增加了43%。全世界平均而言，每年花在每位学生上的费用接近4611美元，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184美元，几乎是拉丁美洲国家的1/8左右，不足发达国家的1/40。

全球范围内人均收入明显提高，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1970年以来，155个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95%。如今全球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0184美元，几乎是20年前的1.5倍，是40年前的两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上的差距明显扩大。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3%，而发展中国家则为1.5%。197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4的国家其平均收入是最低1/4国家的23倍，2010年达到29倍。今天最富裕的国家（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的国家富裕2倍。而今天最贫困的国家（津巴布韦）则比1970年最贫困国家（同样也是津巴布韦）贫穷25%。目前处于全世界收入分布最后1/4的13个国家其实际平均收入还低于1970年的水平。

（三）多维贫困状况及最新进展

多维贫困指数测量贫困的维度远远超出了收入范畴，扩展到健康（营养；儿童死亡率）、教育（儿童入学率；受教育年限）和生活水平（水、电、厕所、燃料、室内地面、耐用消费品）3个维度10个指标。

2012年，按照1/3维度处于贫困的标准，全球104个经济体中有16亿人处于多维贫困，占总人口的30%。其中，51%的多维贫困人口生活在南亚，29%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8个国家的多维贫困减贫成就显著，包括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国家，如尼泊尔、卢旺达和孟加拉、加纳、坦桑尼亚、柬埔寨、玻利维亚，也包括贫困发生率较低的哥伦比亚和罗马尼亚。

多数国家多维贫困人口高于收入贫困人口，人类发展指数越低的国家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全球多维贫困人口要多于用每天1.25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两者分别为16亿人与12亿人，但要少于用每天2美元贫困线衡量所得出的24亿人。

从区域看，欧洲和中亚多维贫困发生率最低（3%），撒哈拉以南非洲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65%）。南亚是多维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但国别差异较大。南非低至13.4%，而尼日尔高达92.4%，被剥夺的平均比重变化范围从45%（加蓬、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到69%（尼日尔）。在几内亚、马里和尼日尔，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穷人，并且平均每个家庭曾有一个孩子死亡。在包括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在内的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穷人，且其所在家庭中没有人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

——南亚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多维贫困发生率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很多。例如，印度有8个邦的贫困程度就像26个最贫困非洲国家那样严重，这8个邦居住着4.21亿多维贫困人口。

——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包括中国和泰国），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是据估计，一半以上的柬埔寨人属于多维贫困人口，其中大多数是由于缺少电、卫生设施和做饭用燃料而陷入多维贫困中。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多维贫困状况差别较大。受多维贫困影响的人口所占比例从1.7%（乌拉圭）到56.4%（海地，甚至在2010年的地震之前就如此）不等。

——阿拉伯国家是不同群体高度混杂的区域，贫困状况复杂。多维贫困发生率通常都低于7%，但是伊拉克则超过了14%，也门53%，索马里81%。

——欧洲和中亚的贫困程度非常低。一些国家的多维贫困发生率甚至接近零，其中较高的发生率为5%~7%——阿塞拜疆、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最高的是塔吉克斯坦，为17%。这些数字说明在那些基础服务比较容易获得的国家，采用严格的多维贫困指数界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并不意味着欧洲和中亚不存在多维贫困。

二、全球减贫的新议题和新做法

（一）新议题

1.千年发展目标及2015年后的最新议题

距离实现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8个千年发展目标项下的21个具体目标中，只有4个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已经实现的目标包括了最雄心勃勃的一个目标，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减半。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其他目标实现进程滞后，特别是与教育和卫生相关的目标。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原本应该在2011年完成，但是目前进程只推进了一半。关于婴儿、5岁以下儿童和产妇死亡率的全球目标，以及更小程度上的基础卫生普及等目标，远远滞后于设定的日期。

关于2015年后的发展成为目前的热门话题。2015年发展议程的联合国名人小组发布了2015年后发展报告，该报告由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共同主持，主要内容是帮助那些最贫穷的和最边缘化的人，更多的是妇女。撰写报告的27个专家呼吁2015年后新目标主要是推动3大转型：从“减少”到“结束”极端贫困，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把可持续发展列于发展议程的核心；锻造一个基于合作、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

联合国秘书长发布《为了所有人的尊严：加速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提高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报告，报告提出14点要求：消除贫困；减少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提高教育质量和终身学习；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关注气候变化；关注环境挑战；包容、可持续增长和体面的工作，关注人口挑战；移民问题；城市化；和平、治理、法制和合理的组织结构；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妇女和儿童赋权；提高健康水平。

2.多维贫困指数及应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公布了104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以来，多维贫困指数和测算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2013年，已经连续3年公布全球多维贫困指数。2013年6月，由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发起成立了“多维贫困网络”，旨在全球推广将多维贫困纳入减贫战略和政策的主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是多维贫困网络成员之一。目前，多维贫困网络正在联合开发测试2015年发展目标的多维贫困指数，该指数将进一步扩大贫困识别的维度和指标范围。

一些拉美国家是推动多维贫困指数的先锋国家，如哥伦比亚，将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与国家减贫战略结合，实现多维基础上的减贫。哥伦比亚总统把消除多维贫困作为缩小发展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地位的国家战略。

3.气候变化与减贫

《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上环境恶化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据《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估计，到2050年，由于全球变暖和污染将对农业生产、洁净水的获取、卫生条件改善造成不利影响等“环境挑战”，人类发展指数将比其基准值降低8个百分点（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降低12%）。

近几年，伴随着气候变化，各种新型灾害不断出现，灾害损失日益增加，人类社会面临的潜在风险越来越严重，当出现更严重的“环境灾难”情况（如出现大面积森林砍伐、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和越来趱频繁的极端天气灾害等）时，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将比预测的基准值降低15个百分点左右。

4.不平等与减贫

随着人类发展在教育、健康方面的差距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另一大挑战。这种由于结构性原因造成的不平等会引起人们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不论在哪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都是危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梦”的核心价值是机会平等，到目前仍是吸引世界各国青年留学的最重要的国家。但是，由于越来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引发了“占领华尔街”的事件发生。不平等不仅是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幸福感被剥夺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的减贫战略越来越重视减少不平等。

（二）各国和地区减贫新做法

1.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s）是指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支持，这种支持提供的前提是必须将扶助资金用于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通常来讲，人力资本水平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健康和教育。健康方面的投资包括对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定期体检，成长监测和疫苗注射，对产妇进行产前护理，以及要求产妇参加定期的健康咨询讨论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则包括保证入学、出勤率达到80%到85%以及对在校表现的考量。大部分的CCT项目都直接向贫困家庭中的母亲提供现金帮助，有些时候也将这些现金直接拨付给在学儿童。

过去10年间，CCT项目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或考虑实施CCT项目：拉丁美洲所有国家都已实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大规模的启动，柬埔寨、马拉维、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南非等国也正在进行试点。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来促进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如纽约和华盛顿这样的大都市也开始在尝试。

在拉丁美洲一些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家，CCT项目被看作是降低社会不平等、有助于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营养状况和入学率以及在国家层次上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有效方法。巴西和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如巴西的“家庭补助金”和墨西哥的“机会”。




 





目前，坦桑尼亚政府计划扩展有条件现金转移减贫项目。坦桑尼亚政府将坦桑尼亚社会行动基金Ⅲ（TASAFⅢ）延续5年，以支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约120万贫困家庭。该项目有望在第一年帮扶到27.5万家庭。TASAF Ⅲ主要是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条件现金转移减贫计划，该计划有助于贫困家庭（主要是儿童和老人）获得社会服务。世界银行已注入2.2亿美元支持该项目。

英国通过贝布托收入支持计划向巴基斯坦最贫穷的人进行现金补助。英国支持贝布托收入支持计划，为最贫穷的家庭妇女提供每月现金补助1000卢比（约7美元）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和药品，并协助供他们的孩子上学。另外，接受这些补助的母亲如果有小孩上小学，每个小孩（最多3个）可获得200卢比的资助。这些款项从2013年9月开始将增加至1200卢比（约8美元）。2012年，英国支持贝布托收入支持计划，实现了向巴基斯坦235000个家庭的现金转移，到2020年可能增加至441000个。

2.农业项目

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合作社项目。自1999年起，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下，开始推广农业合作社（ACE）项目。截至2013年，ACE项目共使5万人获益。项目包括开展各级合作社培训，培训对象从农场业主、合作董事到政府和联合会的管理人员；在各地合作社建立工会，帮助他们推向国际市场。参与该项目的84%的农民表示，他们的孩子可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67%表示他们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喀麦隆启动农业发展扶持项目。喀麦隆农业和乡村发展部7月31日在马鲁阿市正式启动农业发展扶持项目（PADFA）。该项目截至2017年，覆盖北部大区、极北大区、西部大区和西北大区，旨在提高大米和洋葱产量，改善农产品加工、仓储、商品化条件，项目总额约120亿非郎，其中农业发展国际基金（FIDA）出资占77.4%，喀政府出资占14.1%，受益农户出资占8.5%。

柬埔寨私人家庭橡胶园不断发展，对家庭经济和减贫具有重要作用。2013年是柬埔寨发展“跨门槛”的一年，柬埔寨将从低收入国家晋升为“中低收入”国家。因此，国家需要执行“多元发展政策”，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鼓励国内公司投资农业等领域，参与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柬埔寨总理洪森指出，发展橡胶种植业有4个好处：一、带来国家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有助于减贫；二、创造就业，维护当地人民生活稳定和减少劳动力外流；三、为制作家具及建筑业提供木材，减少砍伐森林；四、创造绿色植被，预防水土流失，有利环保。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在为发展橡胶制定一系列政策，包括提供小额贷款等，以推动小型家庭橡胶业发展。

3.社会政策

安哥拉：社会救助在减贫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哥拉于2013年10月21~23日召开社会援助国家会议，指出以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社会救助在促进公平、减少贫困和加强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会议公布的社会援助国家政策草案提出：在新的背景下，安哥拉突出的挑战是减少最贫困社会阶层结构的脆弱性，确保该阶层自身的发展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参与度，以及推动安哥拉国家的社会凝聚力。

中国香港扶贫委员会推新援助项目支持伤残贫困人士。香港扶贫委员会2013年7月22日通过4项共达10亿港元的新增援助项目，支持严重肢体伤残人士、清贫家庭学生和居住环境恶劣的低收入人士，预计将有56万人次受惠。会议通过1人住户的津贴额为3500港元、2人住户为7000港元、3人或以上住户为1万港元。项目在2013年年底前开展，估计涉及约20万人。

4.调整减贫战略

卢旺达调整减贫战略。2013年9月13日，卢旺达政府宣布正式启动经济发展和减贫二期战略。根据战略规划，卢旺达将在2013年至2018年的5年中达到11.5%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贫困率下降至30%以下。卢旺达在第一个经济发展和减贫战略实施期间，获得了8.2%的平均经济增长速率，贫困率下降了12%。

印度尼西亚再推减贫新政。随着经济的复苏及政府减贫力度的加大，近年来印度尼西亚贫穷人口保持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9月，印度尼西亚全国贫穷人口下降至2859万人，占总人口的11.66%；而8年前这一数据为3610万人，占总人口的16.6%。印度尼西亚政府减贫的最新指标是，到2014年，贫穷人口的比例下降至8%。为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再出新政，包括“加速与扩大扶贫总体规划”、“全国辅导社会自立计划”、“希望家庭计划”等，中央政府还成立了“全国加速扶贫领导小组”。

5.就业政策

巴基斯坦政府推出新扶贫和就业计划。政府分配给扶贫和就业计划的资金从440亿卢比增加至750亿卢比。其中，总理青年培训计划，为已完成16年学位课程、25岁以下的青年提供年度培训，培训期间学员每月可获得10000卢比津贴；总理小额信贷计划，旨在为小微企业创业者提供资助；总理青年技能发展计划，培训25000名25岁以下的年轻人，支持他们从事不同行业。

6.基础设施建设

非洲开发银行计划募集1000亿美元用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该款项中约一半资金来自于其53个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其它将从全球市场融资。这个基金将在3年内投入，以支持坦桑尼亚巴加莫港、肯尼亚拉穆港、肯尼亚蒙巴萨至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7.减少城市贫困

英国、加拿大联合发起城市安全研究：解决暴力冲突有助于城市减贫。2013年9月16日，英国《卫报》报道，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安全与包容的城市倡议”的项目。该项目将投入1100万美元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40个城市进行城市暴力成因调查分析，试图找到解决城市冲突问题的有效办法。目前全球有超过15亿人长期生活在暴力冲突之中，暴力冲突已成为各国发展与减贫的主要障碍。

8.消除饥饿

墨西哥是拉美国家中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在拉美1.68亿的贫困人口中，墨西哥贫困人口占到了1/3。2010年，墨西哥儿童和青少年53.8%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原住民儿童和青少年中达到70%。

墨西哥过去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特别是1994年加入北美自贸区以后，墨西哥对美国农产品敞开国门，使得本国农业遭受巨大冲击。为了减少饥饿和贫困，2013年1月21日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正式宣布启动“全国反饥饿和极端贫困运动”。这项为期6年的政策，将一改过去向贫困人口直接分配食品和现金的做法，转而通过创建“食品银行”和构建营养补给体系等机制，重点消除极端贫困和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

印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印度极贫人口占全球极贫人口的比重高达33%，高于30年前的22%。2013年，印度政府在全国20个地区推出了一项帮助贫困人口的大型现金补贴计划。印度政府为这项名为“福利直接转账”(DBT)，该计划拨出3万多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614亿元)的资金。计划在初期将使至少20万人获益，至2013年底，其规模将涵盖整个国家。印度政府表示，计划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印度最贫困阶层的民众“进入主流社会”。

9.世界银行碳基金促进“低碳扶贫”

绿色增长投融资是实现绿色增长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绿色增长实现益贫的一个重要环节。低碳融资在国际上运用最为广泛、发展最好、效果最佳的绿色增长投融资方式之一。然而，贫困地区往往难以参与以获得排放权或以赢利为目的的低碳融资活动。世界银行为了弥补了这一现状，一直促进碳基金的发展。

目前，世界银行碳金融单位（The World Bank Carbon Finance Unit，CFU）管理着碳原型基金（Prototype Carbon Fund，PCF）、生物碳基金（BioCarbon Fund，BCF）、社会发展碳基金（Community Development Carbon Fund，CDCF）、森林碳伙伴关系基金（Forest Carbon Partnership Facility，FCPF）等12个碳基金，这些基金由OECD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募集资金成立，基于CDM和JI两种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融资 。

2010年12月9日的坎昆会议上，世界银行进一步展示了发展碳金融的新思路，宣布建立筹集目标为1亿美元的“市场准备伙伴基金”。与世行其他碳基金不同，“市场准备伙伴基金”不是CERs买家，而是为了帮助各国国内碳交易体系的能力建设。截至2012年10月，这项基金已经吸纳了来自15个捐助成员国约8000万美元的资金。中国也加入了“市场准备伙伴基金”，并且正在积极探索利用国内排放交易制度实现减排的可行性。此外，“市场准备伙伴基金”在2013年之后将继续购买碳减排量，在“后京都”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势下，这对未来的碳市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反映出世行对各国内部碳市场巨大潜力的预期，为发展中国家开展“低碳扶贫”提供了信心。

10.中国精准扶贫

为了贯彻落实新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为新阶段扶贫开发提供技术支撑，2012年5月，中国科技部批准“扶贫空间信息系统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组织实施。项目组织单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按照多维贫困理论，根据《纲要》确定的12项主要任务以及新一届政府确定的“十大行动”，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等精准识别方法。根据扶贫工作需要，可以综合判断贫困县、村和户的贫困程度，实现精准识别扶贫对象以及扶贫效果监测评价；可以针对“十大行动”对每一行动的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该系统也可按照农民纯收入扶贫标准对贫困户进行识别，同样，可以识别其他维度的贫困状况，如教育。该系统可以十分直观的表达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贫困程度以及主要致贫因素。突破了扶贫对象的识别仅依靠“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扶贫标准”的经济指标方法，综合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灾害风险，进行多维度、多指标评价，为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经验启示

1. 多维度识别贫困，制定多维减贫战略和政策

继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贫困。在政策和规划方面，包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服务、开展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弱势人群等。在贫困识别和度量方面，需要扩大数据收集和加强统计能力。

2.继续加强中国减贫经验总结和对外宣传工作

在联合国和世行报告中都指出中国的减贫成就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但对中国具体在哪些方面的减贫政策和措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提及较少。需要继续系统总结中国的减贫经验，评估减贫政策效果，加强对外减贫经验宣传和交流。

3.将城市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减贫战略

中国减贫面临的更大问题是不平等和发展差距的问题。根据拉美、韩国等国经验，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将决定中国能够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城市中原有的就业政策、低保政策和其他的救助政策不能完全覆盖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城市无户籍的流动人口。需要将城市贫困问题纳入国家的减贫战略，针对城市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减贫措施，对于缩小发展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4.加强对全球减贫最新议题和议程的研究和参与

如对气候变化与减贫的研究，对后千年发展议程的参与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徐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