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减贫与发展概况

一、 引言

　　消除或者减少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展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在西方发展理论中，发展就是寻求让社会所有成员受益，穷人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Kanbur R., and L., Squire 1999, p.1）。人类寻求发展的过程，就是反贫困的历程。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过程。经济学视角认为，贫困是福祉被剥夺，即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因而，收入支持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发展学视角认为，从收入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事实上，收入只是实现一定福祉水平的工具，生活质量的改善才是发展的真正目的。然而，由于个体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和贫困。森提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贫困是一种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这些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等促进人类体面地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包括主观感受。具体的，基本能力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的死亡率，明显的营养不良（特别对于儿童），持续的发病率，普遍的文盲以及其他不足（Sen 1999, p.20）。因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首次突破单一的收入维度，从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角度衡量人类发展状况。为了更全面地促进人的能力提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了世界各国的多维贫困指数（MPI），将贫困的测量拓展到10个指标。从多维度视角衡量贫困和人类发展状况越来越成为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内容。

　　本文将根据贫困概念的演进过程，分别从收入、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角度对全球减贫与发展情况进行介绍。本文第二部分从收入贫困的角度对全球减贫进展进行介绍；第三部分介绍全球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各指标的进展情况；第四部分介绍全球的多维贫困状况；第五部分讨论全球减贫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二、 全球减贫的最新进展

　　自1981年以来，世界银行利用各国的调查数据，对全球贫困状况进行监测。最新的监测结果是将2005年的全球贫困数据更新到2008，监测的范围包括六个地区，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东欧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这项研究使用的贫困线是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每人每天生活费1.25美元。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取得了巨大成就。数据显示，2008年，发展中国家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2005年PPP）的贫困人口为12.9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在1981年，贫困人口为19.9亿，贫困发生率为52%（见表1）。从地区减贫状况看，贫困人口比例和人数首次在全部六个区域均下降，但区域减贫发展不平衡。其中，南亚的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但减贫形势仍不容乐观，贫困人口仍高达5.7亿。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贫困人口高达3.9亿（见表2）。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当前全球减贫的重点区域。从国别减贫状况看，中国取得最为显著的减贫成就，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8.4亿，下降到2008年的1.73亿，贫困发生率也从84%，下降到13.1%（表2）。全球的贫困及减贫的最新进展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表1  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1981-2008

	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1.00	41. 6	34. 7	30. 1	30. 8	28. 7	23. 5	23. 1	20. 6	16. 0	14. 0
$1.25	52. 2	46. 6	41. 8	43. 1	39. 1	34. 4	33. 7	30. 6	25. 1	22. 4
$2.00	69. 6	68. 0	64. 8	64. 6	63. 1	58. 6	57. 4	53. 5	46. 9	43. 0
不包括中国
$1.00	32	30. 1	28. 7	27. 1	24. 7	24. 6	23. 8	22. 6	21. 5	-
$1.25	40. 5	38. 3	37. 5	37. 2	34. 1	33. 8	33. 1	31. 3	27. 8	25. 2
$2.00	59. 3	59. 1	58. 2	57. 7	57. 8	56. 4	56. 1	54. 2	49. 9	47. 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注：美元价格已根据2005PPP调整。表中阴影部分数据来源于Chen& Ravallion(2009a),与世行最新调整的数据略有不同。

　　（一）千年发展目标关于减贫的目标提前实现

　　虽然2008年以来，受食品、燃料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国家的减贫步伐放缓，但从整体上看全球贫困人口数量保持下降趋势。实际上，根据调查结果对2010年所做的初步估计（依据的样本规模小于全球更新的样本规模）显示，以每天生活费1.25美元的标准度量，到2010年贫困率已降至1990年的一半以下，这就意味着首个千年发展目标已在2015年之前实现（图1）。

　　（二）地区减贫进展不平衡，但都取得了进步

　　1981～2008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减贫成就突出（表2）。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近11亿，减少到2008年的2.84亿；贫困人口比例由77.2%下降到14.3%。南亚地区贫困发生率从61%下降到36%，目前极贫人口的比例为1981年以来最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贫困人口比例由1981年的11.9%，下降到2008的6.5%，为迄今为止的最低值；贫困人口数量在2002年之前趋于上升，而在2002年之后迅速下降。东欧和中亚地区在2000年以前贫困人口比例和数量持续上升，但2000年以来得到扭转；贫困人口数量由1981年的820万减少到2008年的220万。中东和北非地区贫困人口数量由1981年的1650万减少到2008年的860万，贫困人口比例由9.6%下降到2.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自1981年以来，贫困发生率首次降至一半以下（47.5%）；与2005年相比，2008年处于1.25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数减少了890万人。

　　表2  不同地区的反贫困进展1981-2008

地区	1天1.25美元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 百万
	1981	2005	2008	1981	2005	2008
东亚和太平洋	77. 2	17. 1	14. 3	1096. 5	332. 1	284. 4
中国	84. 0	16. 3	13. 1	835. 1	211. 9	173. 0
东欧和中亚	1. 9	1. 3	0. 5	8. 2	6. 3	2.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1. 9	8. 7	6. 5	43. 3	47. 6	36. 8
中东和北非	9. 6	3. 5	2. 7	16. 5	10. 5	8. 6
南亚	61. 1	39. 4	36. 0	568. 4	598. 3	570. 9
撒哈拉以南非洲	51. 5	52. 3	47. 5	204. 9	394. 9	386. 0
总计	52. 2	25. 1	22. 4	1937. 8	1389. 6	1289. 0
总计（除中国）	40. 5	27. 8	25. 2	1102. 8	1177. 7	1116. 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注：美元价格已根据2005 PPP调整。

　　（三）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贡献巨大

　　1981～2008年，中国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由8.35亿减少到1.73亿，减少了6.62亿；贫困人口比例由84%下降到13.1%（表2）。1981～2008年，全球贫困发生率年均减少1.05个百分点，如果不包括中国，年均减少0.54个百分点。本次世行公布的2005年中国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贫困人口比例为16.3%，与之前《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的15.9%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

　　（四）全球贫困人口仍比较脆弱

　　全球减贫成就虽然显著，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脆弱人口不断增加。首先，按照目前的减贫进程，到2015年还会有大约10亿人生活在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极度贫困中。其次，1981～2008年期间摆脱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6.49亿人中，按照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衡量，大部分依然贫穷。第三，1981～2008年期间，处于每天2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数仅出现小幅下降，从25.9亿人降到24.7亿人，处于每天1.25～2美元之间的贫困人口从6.48亿增加到11.8亿。说明，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穷人处于脆弱境地。

　　世界银行减贫与公平局局长杰米•萨沃德拉认为，我们需要继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贫困。在政策和规划方面，包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服务、开展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弱势人群等。在度量方面，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需要扩大数据收集和加强统计能力。

三、 人类发展状况及最新进展

　　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发展”。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以使人类享有长寿、健康、富有创造力的生活。今天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过去20年来，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目的一直在强调：发展的根本是人的优先发展。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一开始便清晰地将人类发展定义为一个“扩展人类选择权”的过程：强调人类享有健康的自由、受教育的自由、能过上体面生活的自由。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再次重申了人类发展的内涵：人类发展是扩大人类自由的过程：人享有长寿、健康、过体面生活的自由；享有实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目标的自由；在共享的地球上积极参与营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自由。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均既是人类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人类发展的驱动者。

　　（一）人类发展指数（HDI）

　　《人类发展报告》秉承的核心理论是，反贫困的目的是促进人类发展，即扩展有理由珍视的真实自由。减贫是一个促进人类发展的过程。为此，传统的以人均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以人均消费或收入衡量个人或家庭的贫困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只强调了收入是减贫的手段，而忘记了发展这一真正目的。基于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HDI）。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对人类发展情况的一种总体衡量。它从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衡量一国取得的平均成就，分别是：健康长寿、知识的获取以及生活水平。健康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计算；教育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数据计算；收入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I）计算。

　　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过程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步：对每个维度绝对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维度指数。



　　最大值是1980-2010年这一时间序列中从各国实际观察到的指标的最大值。例如，预算寿命的最大值是2010年日本的观察值，83.2岁。

　　第二步：将维度指数加总成人类发展指数。



　　（二）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

　　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人类发展指数所包含的人类发展维度（健康、教育、收入）对全球135个国家的人类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对人类发展的状况和最新进展进行了判断。

　　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世界各地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从1990年的0.57上升到2010年的0.68。这一上升趋势的内涵是：教育和健康指标约提高了四分之一，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倍。从地区来看，所有地区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上升最快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0.643），其次是南亚（0.516）和阿拉伯国家（0.588）。人类发展指数上升速度居首位的是阿曼，其次是中国（0.663）、尼泊尔（0.428）和印度尼西亚（0.600）（见图2）。

　　总体来看，贫困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与富裕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差距从1990-2010年间缩小了约1/5。例如，马里的人类发展指数从0.17上升到0.37。

　　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别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国别差异非常明显。在过去的40年里，有1/4的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不到20%，而另有1/4国家超过了65%。自1990年以来，有10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没有全面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没有国家进入人类发展指数的前10位，但埃塞俄比亚的排名为第11位，且几个国家也位于前25名。值得注意的是排名靠前的国家中没有任何拉美国家，仅危地马拉排名较靠前，为第22位。即便如此，进步最快的国家不仅来自不同地区，而且在取得成功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三）健康

　　在预期寿命方面，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阿拉伯国家的预期寿命提高最多，比1970年提高了18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预期寿命比1970年提高了8年（见图3）。全球范围内预期寿命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并且其下降速度快于成人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发展中国家每千名婴儿的死亡数下降了59，尽管其数值仍然是发达国家的4倍（发达国家为每千名16例），但进步显著。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健康领域的进步仍然缓慢且不平衡。健康领域的进步从1990年以来开始减缓。20世纪70-90年代间，平均寿俞提高了6年，但是在接下来的20年里，平均寿命仅仅提高了4年。从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成人死亡率降低了23%，男性降低了6%，远远低于前20年的27%和26%（见图4）。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开始放缓。

　　这一总体进程的减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的预期寿命在过去20年中的大幅下降所造成的。其中有9个国家的预期寿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的水平：其中6个为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3个为前苏联国家（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预期寿命减少的原因是艾滋病的泛滥和转型经济体中死亡率的上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滋病已经导致了南部非洲国家预期寿命骤降，该地区成人的艾滋病感染率仍高于15%。在大多数受其影响的国家中，预期寿命都低于51岁；在莱索托，预期寿命仅为46岁，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产妇死亡率已经降低，但仍然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根据联合国的估算，自1990年以来，产妇死亡率从十万分之430下降到了十万分之400，降幅为5%。另一项最新研究同样发现，产妇死亡率在这一时期处于较低水平，降幅达到22%（从十万分之320下降到了十万分之251）。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后的5个国家（如毛里塔尼亚、厄立特里亚、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其产妇死亡率也有所降低（从每十万人的1159例下降到每十万人的711例）。尽管估计方法和结果不同，但基本都证实了“产妇死亡率”这一指标，无法如期实现1990-2015年下降3/4的“千年发展目标”。

　　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人口比重下降，但规模依然庞大。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绿色革命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显著提高，到2000年，大部分主要粮食作物价格的下降。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25%下降到了2005年的16%。但是，根据最低能量消耗来定义的营养不良的绝对人口数，自1980年以来几乎一直维持在8.5亿左右，而且近来接近10亿的大关。其中63%的人口生活在亚太地区，26%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l%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

　　（四）教育

　　世界各国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自从《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发表以来，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年，毛入学率提高了12%，识字率也从73%提高到了84%。1960年时15岁或以上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少于4年，而到2010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发展中国家甚至增加了2倍多（从1.9年增长刭6.4年）。教育已经惠及到了更多的人，自1960年起，入学人数比例已经从57%上升到了85%。

　　数据显示，104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其年轻人的识字率超过了95%，35个国家甚至超过了99%（包括人类发展指数位于中等的国家，如摩尔多瓦和萨摩亚）。这表明缺乏基础读写能力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障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小学的平均入学率达到了100%或以上。自1991年以来，小学毕业率从84%提高到了94%。入学率的提高也反映在预期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上，后者从1980年的9年提高到了如今的11年。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的国家也从5年提高到了8年。

　　教育中的性别差距逐渐缩小，但差距依然存在。过去几十年间，女孩入学比例的提高幅度超过了男孩。而且，从1991到2007年，女孩与男孩的小学入学率之比在所有地区都有提高。女孩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率的提高幅度都比男孩更大。1991-2007年，女孩的毕业率提高了29%，达到87%；男孩的提高了17%，达到了90%以上。女孩毕业率的上升反映在中学入学率的提高上。在134个国家里能收集到数据的79个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莱索托，女孩中学入学率是男孩的98%以上。在另外的17个国家中，女孩与男孩的入学率之比至各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之比有95%。阿拉伯国家和南亚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自1970年以来缩小了33% -40%；撒哈拉以南非洲缩小了26%（见图5）。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高等教育中女性入学率在上升，在大多数国家都超过了男性。例如阿拉伯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了45个百分点。目前女性与男性的入学人数比平均为132：100。较落后的是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女性与男性的入学人数比分别为75%和51%。最落后的国家是几内亚和尼日尔，高等教育男女人学人数比是3比1。

　　然而，在156个数据可得的国家中，只有87个国家的女孩小学入学率接近或高于男孩。尽管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儿童的性别差异很小，但对于农村地区年龄偏大的儿童则差异显著。在玻利维亚，农村女孩的入学率为35%，城市男孩为71%。几内亚则分别为37%和84%。在以下8个国家——阿富汗、贝宁、中非共和国、海地、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多哥，女性的在校时间仍然低于男性的一半。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教育公共支出普遍增加，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3.9%提高到2006年的5. 1%。用于每名学生的教育资源也在增加，1990年以来增加了43%。全世界平均而言，每年花在每位学生上的费用接近4611美元，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184美元——尽管比1990年增加了15%，几乎是拉丁美洲国家的1/8左右，不足发达国家的1/40。

　　教育收费严重影响儿童接受教育。一些研究发现，教育收费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尼日利亚南部的一个州，随着20世纪80年代征收学费，小学入学率在18个月内从90%骤降为60%。随后许多国家取消了小学学费。其中埃塞俄比亚、马拉维、乌干达在20世纪90年代取消，柬埔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21世纪初取消。马拉维早在1994年就率先取消了学费，其1990-1995年间小学入学率增长了97%；乌干达在1995-2000年间提高了72%。拉丁美洲实施了旨在提高入学率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巴西推出了助学奖学金和家庭补助金计划，墨西哥实施了机会均等项目，智利推出了“智利团结计划”。

　　教育质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实现教育公平仍然任重道远。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得分平均要比发达国家相同年级的儿童低20%左右——大约相差三个等级。这种差异有时候反映出的是教育的低效，这种情况与低投入所导致的后果同样严重。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例如，加纳六年级学生在一份满分为100分的多项选择的测试中，平均得分为25分——这与他们随意作答的结果没有差异。孟加拉国11岁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不会书写基本的字母或数字。在给东帝汶即将完成一年级学业的学生展示一段简单的文章时，70%以上的学生甚至连一个字都读不出来。

　　（五）收入

　　全球范围内人均收入明显提高，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1970年以来，155个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95%。如今全球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0760美元，几乎是20年前的1.5倍，是40年前的两倍。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上的差距明显扩大。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 3%，而发展中国家则为1. 5%。197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4的国家其平均收入是最低1/4国家的23倍，2010年达到29倍。今天最富裕的国家（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的国家富裕2倍。而今天最贫困的国家（津巴布韦）则比1970年最贫困国家（同样也是津巴布韦）贫穷25%。目前处于全世界收入分布最后1/4的13个国家其实际平均收入还低于1970年的水平。

　　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收入差距也变得更为明显。包括博茨瓦纳、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富裕国家。1970-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1倍，博茨瓦纳超过了8倍，马来西亚和泰国超过了4倍。

　　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若要跨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还要走很长的路：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5。博茨瓦纳、马来西亚和泰国离这个水平还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收入（包括科摩罗、伊朗和塞内加尔）则停滞不前。而另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面临经济崩溃。

　　发展中国家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在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之前，许多经历过长期显著增长的国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例如，1950-1980年，巴西人均经济增长接近每年5%，但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崩溃，直到最近才开始复苏。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则更为惊人，从1913年人均GDP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1981到2007年仅相当于西欧的1／5。

　　在1970年108个人均收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中，只有4个在2010年上升为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3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和马耳他）是岛屿经济体，另一个是韩国。

四、 多维贫困状况及最新进展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提出之后，许多学者对森的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理论过于抽象，无法在实践中应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对多维贫困进行测量。于是，2007年5月由森发起，在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创立了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PHI）。该中心旨在对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基于家庭的统计调查数据，使得测量多维贫困成为可能（Alkire，2011）。在2007-2008年，Alkire和Foster发表了《计数和多维贫困测量》（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一文，这就是现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编制MPI使用的Alkire-Foster方法。2007－2010年间，Alkire团队对世界各国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其中包括2009年王小林和Alkire对中国多维贫困的测量。直到2010年，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公布了104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为了能获得人类发展进程的一个全景面面，必须要超越人类发展指数所包含的维度。多维贫困指数(MPI)就是在测量方法上的一项重要突破，测量贫困的维度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被用来识别家庭在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标准等维度所遭受的多维剥夺。

　　（一）多维贫困指数(MPI)

　　多维贫困指数以森的贫困理论为基础，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维度进行了拓展。多维贫困指数是反映多维贫困人数（陷人多维贫困的人所占比重）以及每一个多维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多维剥夺的平均数量（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指数包含三个维度——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标准，和10个指标来反映多维贫困状况（见图7），这些指标的界定标准大多与“千年发展目标”相联系。每一个指标在其维度内采用相同的权重，如果一个家庭在2-6个指标上是被剥夺的，那么就是多维贫困家庭。在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多维贫困指数对全球104个经济体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得到相应结论。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二）全球多维贫困概况

　　用多维贫困指数估计，全球104个经济体中有1/3的人口——大约17.5亿人——正经历着多维贫困。这些贫困的维度可能包括：家庭中有人营养不良、曾有孩子早天、家里没有人接受过5年以上的教育、学龄儿童不能去学校上学，或者做饭用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电、屋内地面和财产被剥夺了。

　　多数国家多维贫困人口高于收入贫困人口，人类发展指数越低的国家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全球多维贫困人口要多于用每天1. 25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两者分别为17.5亿与14.4亿，但要少于用每天2美元贫困线衡量所得出的26亿。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和摩洛哥——多维贫困人口更多。在同时采用MPI和收入贫困测定的72个样本国家（包括中国、坦桑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中，有19个国家收入贫困发生率高于多维贫困发生率。通常，人类发展指数越低的国家多维贫因发生率越有可能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

　　多维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往往有更多的剥夺（图8）。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异常情况——贫困人口较少的国家却有（如缅甸、菲律宾和越南）较高的贫困程度，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贫困程度却较低。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三）地区和国别的多维贫困

　　地区性的多维贫困率变化范围从欧洲和中亚的3%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65%。南亚是多维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图9）。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但国别差异较大。南非低至3%，而尼日尔高达93%，而被剥夺的平均比重变化范围从45%（加蓬、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到69%（尼日尔）。在几内亚、马里和尼日尔，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穷人，并且平均每个家庭曾有一个孩子死亡。在包括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在内的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穷人，且其所在家庭中没有人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

　　南亚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多维贫困发生率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很多。例如，印度有8个邦的贫困程度就像26个最贫困非洲国家那样严重，这8个邦居住着4. 21亿多维贫困人口，其中4.1亿多人口居住在与非洲接壤的邦。

　　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包括中国和泰国，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是据估计，一半以上的柬埔寨人属于多维贫困人口，其中大多数是由于缺少电、卫生设施和做饭用燃料而陷人多维贫困中。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多维贫困状况差别较大。受多维贫困影响的人口所占比例从2%（乌拉圭）到57%（海地，甚至在2010年的地震之前就如此）不等。

　　阿拉伯国家是不同群体高度混杂的区域，贫困状况复杂。多维贫困发生率通常都低于7%，但是伊拉克则超过了14%，摩洛哥为28%，吉布提为29%，直至也门的52%和索马里的81%。

　　欧洲和中亚的贫困程度非常低。一些国家的多维贫困发生率甚至接近零，其中较高的发生率为5%—7%——阿塞拜疆、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最高的是塔吉克斯坦，为17%。这些数字说明了在那些基础服务比较容易获得的国家，采用严格的MPI界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并不意味着欧洲和中亚不存在多维贫困。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10。

五、 人类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人类发展报告（2010）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上环境恶化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据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估计，到2050年，由于全球变暖和污染将对农业生产、洁净水的获取、卫生条件改善造成不利影响等“环境挑战”，人类发展指数将比其基准值降低8个百分点（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降低12%)。

　　近几年，伴随着气候变化，各种新型灾害不断出现，灾害损失日益增加，人类社会面临的潜在风险越来越严重，当出现更严重的“环境灾难”情况（如出现大面积森林砍伐、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和越来趱频繁的极端天气灾害等）时，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将比预测的基准值降低15个百分点左右。

　　随着人类发展在教育、健康方面的差距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另一大挑战。这种由于结构性原因造成的不平等会引起人们获得机会的不平等。

 

　　主要参考文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11。

　　王小林，贫困概念的演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报告，2012年第6期。

　　Kanbur R., and L., Squire，The Evolution of Thinking about Povert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1999.

　　Sen, A.,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35(2), 1983, pp. 15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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