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范小建

　　2010年1月20日

　　段主任，各位专家、同志们：

　　非常高兴出席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先，我受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和各位副组长的委托，代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专家欣然允诺参加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准备承担相关的研究咨询任务表示衷心感谢！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批准同意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纪要指出，作为领导小组的决策咨询机构，专家咨询委员会要深化扶贫理论研究，加强扶贫开发实践指导，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扶贫办要组织制定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并指导其抓紧开展工作。回良玉副总理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立很重视，在领导小组会议之前，曾专门做出指示，“我原则赞成此意见。可在下一次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这样比较正式，以更好地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初期的人选不宜过多，分工也不宜过细”。

　　根据段应碧主任意见，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全国扶贫工作的情况，并谈谈几个方面的想法。

一、 关于当前扶贫工作的形势

　　去年12月，召开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良玉副总理做了重要讲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又召开了全国扶贫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扶贫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2009年扶贫开发工作，深入分析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研究部署了2010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

　　2009年是我国扶贫开发历史上极其重要、极具挑战和极富成效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带动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扶贫开发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是扶贫开发工作进一步加强。自1986年以来第一次提高国家扶贫标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总量达197.3亿元，比上年增加30亿元；在11个省(区、市)的20个县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试点；深入研究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开发政策的具体意见。二是扶贫开发成效进一步显现。在18800个村实施整村推进，其中革命老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和边境地区的贫困村(以下简称三类贫困村)9000个；稳步推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移民扶贫等工作；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综合治理、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取得积极进展。三是扶贫开发思路进一步理清。组织开展了联合调研，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实施情况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估，提出了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在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约1亿人返贫的情况下，我国减贫形势比较平稳。2009年前三季度，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据预测，全年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仍有望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既要确保《纲要》目标任务的实现，又要制定新十年扶贫纲要和“十二五”扶贫相关规划。我们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是编制未来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并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指导地方编制“十二五”时期整村推进和扶贫易地搬迁规划，汇总编制全国规划。二是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2010年财政扶贫资金将有较大增幅。有关部门在国家加大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中，继续把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增收放在重要位置。鼓励和引导信贷资金向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倾斜，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扶贫事业。三是抓好扶贫开发重点任务。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加大支持力度，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解决突出问题。加大整村推进工作力度，确保三类贫困村完成整村推进任务。劳动力转移培训要逐步增加对初、高中毕业后未升学、未就业的“两后生”职业技能教育的补助，产业化扶贫要大力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组织，移民扶贫要更好地与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建设项目、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加快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综合治理和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恢复重建步伐。四是扩大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试点。力争将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重点县，东部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试点范围。五是适当调整重点县。按照“总量不变、动态调整，统筹兼顾、进出平衡，分省进行、统一核定”的原则，商各地政府研究提出对重点县适当调整的方案，按程序报批。六是加强对贫困人口的监测。继续按现行扶贫标准做好贫困人口监测，同时对收入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四分之一以下的农村人口进行监测与分析。

　　2010年的一项特殊使命，就是编制新十年的扶贫开发纲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0年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都明确，扶贫办要认真总结《纲要》的实施情况，研究提出下一步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编制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春节前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将听取相关汇报。我们正在制定相关工作方案，按倒计时安排工作计划，今年年底要向领导小组提交相对成熟的文件初稿。在这方面，需要专家咨询委员会给予大力支持。

二、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初衷

　　扶贫开发是件大事，是长期历史任务，是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奋斗历程。近3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我们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我国扶贫工作的背景产生了深刻变化，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就成为形势发展给我们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去年我们组织了关于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大型联合调研。调研认为，《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有望如期完成。同时，调研也认为，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纲要》相比，扶贫工作的背景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减贫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绝对贫困群体十分庞大，解决温饱任务相当繁重；如今，按照我国自己的标准，绝对贫困发生率只有1%，温饱问题在大部分地方基本解决，而相对贫困问题则日益凸显。

　　二是减贫制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开发扶贫是解决温饱的主要手段，也是我们最主要的经验；如今，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国家在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解决温饱的困难群体做出了兜底性的制度安排，扶贫工作形成了扶贫开发与生活救助两轮驱动的新格局。

　　三是农业农村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战略都是在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格局下形成的，专项扶贫是进入贫困地区的主要手段；如今，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行业扶贫不断强化，大扶贫的格局已经形成。

　　四是城乡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是在二元结构体制下搞扶贫，扶贫的工作区域严格界定在农村;如今，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已经把统筹城乡提上扶贫开发的议事日程，就业选择和产业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打破农业农村的局限。

　　五是市场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扶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我们曾经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下搞扶贫。而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市场因素对返贫致贫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贫困人口的脆弱性更加凸显。

　　六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水、旱灾害和强对流天气增加，贫困地区雪上加霜。防灾抗灾能力不足，矛盾更加突出。

　　在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同时，贫困人口的分布也表现出新的特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越来越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解决那里的贫困成为最具挑战意义的“攻坚战”。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都存在不少特殊性的问题，要求我们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措施。

　　我到扶贫系统工作两年半，有一些重要的感受。其中一个重要体会是，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缺乏足够的前瞻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与时俱进地有所“远虑”，科学判断发展的形势和趋势，是制定战略的基础。我们要通过对深刻变化着的形势所做的分析，来考虑和谋化、完善国家的扶贫战略和政策。

　　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确非常重要。这是扶贫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更好地完成新十年扶贫纲要编制任务的需要。有这么一批专家，从方向上、宏观上，从重大措施上出主意、提思路，使我们能够保持工作上一定的前瞻性、主动性，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对整个扶贫事业健康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扶贫工作遇到的几个突出问题

　　继续推进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制定新十年的扶贫开发纲要，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

　　首先是对贫困的认识问题。过去我们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非常大。30年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但是现在，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扶贫工作往何处去？对贫困问题需不需要有新的定位，对贫困问题的认识需不需要有新的深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们比较习惯用绝对贫困的理念去认识贫困、去解决问题。我国政府的扶贫标准比较低，因此通常的想法和做法是通过提高扶贫标准，扩大覆盖面，然后再来减人，以检验我们的工作。去年我们实行了新的扶贫标准，把低收入人口纳入贫困线以内，基本上是体现了这样一个思路。扶贫工作是长期历史任务，如何体现它的长期性？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严格讲，低收入人口不是相对贫困的概念。相对贫困人口应该是按照人均收入或人口的一定比例来界定。从大的发展趋势来讲，深化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已经不能回避。消灭绝对贫困是阶段性任务，相对贫困则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贫困人口，也没有宣布贫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3亿人口，这么大的发展差距，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需要对贫困形势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对贫困问题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这是个基础，是个前提。

　　第二、开发与救助的关系问题。我们一直强调，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把城市低保制度引向了农村。现在我们已经形成扶贫开发与生活救助两项制度衔接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格局。有了低保制度的全面建立，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我们才充满信心。两项制度如何实行有效衔接，我们正在进行试点。试点产生了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比如说，在扶贫对象当中，同时享受低保政策的大概占20%。低保对象当中，同时又是扶贫对象的大约占60%，。按照国家1196元标准识别出来的对象中大约有48.1%的人，当年可以或多或少享受到扶贫政策，还有51.9%的人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帮扶措施，等等。

　　两项制度衔接，我们遇到的一个工作层面的问题，是今后是否要长期保持这两个标准一上一下的格局。有人主张，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说，应该就是一个标准，即统一的低保标准，在这个标准下，全部是低保对象。这中间，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扶贫对象。这是一种想法，就是有一条低保线，不管标准如何，大家都吃低保，其中有劳动能力的是扶贫对象。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两个标准适当拉开，在对象上又存在交叉。现在，主张两种办法的都有。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两条线。为什么会形成两条线呢？主要是穷的省份，没有能力提高低保标准，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国家现在的扶贫标准是1196元，但有些省里只能按照800元的标准拿钱。低保的标准是实的，评出来就要应保尽保，评出来不给钱是不行的。因为国家的资金有限，想提高标准有困难，客观上就形成了两条线。当然，在有实力的地方，也有低保标准高于扶贫标准的。其实，从理论上讲，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高谁低，而在于如何定位。按照低保保生存、开发促发展这个新的定位，今后真正的温饱标准应该是低保标准，而不是扶贫标准。已经有同志明确提出了把贫困标准与扶贫标准分开的建议。扶贫标准不应该受基本生存标准的局限。有的同志讲，贫困标准取决于收入，扶贫标准取决于投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发展趋势看，这两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三是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的关系问题。行业扶贫这个概念，是最近这两年提出的。它是国家对“三农”全面实施反哺政策的产物。过去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全靠“三提五统”和“两工”。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原本只负责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的部门，开始把工作延伸到农村。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贯彻反哺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各行业向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投入的使用管理就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专项扶贫资金是贫困地区最主要的扶贫手段，使用范围也很宽泛。而如今，与其它部门的投入出现了可能重叠使用的情况。在新的情况下，一方面扶贫部门要协调各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通过资源整合努力形成“统一规划、集中投放，渠道不乱、任务不变，各尽其力、各记其功”的工作局面；另一方面又要找准定位，用好专项扶贫资金，更好地把扶贫资金用于扶贫对象，做好别人不做或做不好的事情。这种工作格局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逐步规范。

　　第四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城乡统筹是大方向，是大势所趋。前面说过，现在的扶贫开发格局是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始终叫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但是现在，实践正在打破这个局限。解决就业与产业发展，都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提出许多新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现在是用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机制、机构，去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所以显得很不适应。比如说，进城打工的这部分人。城市认为这些人还不是城市人口，是农村人口；而农村又认为这些人已经城市化了，不能让他再回农村。统计上也把他算做城市人口。但是，如果我们老是用二元结构的管理办法，去对付、解决打破二元结构出现的问题，那就不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应该考虑如何顺应形势的发展去解决新的问题，而不能老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当然，新十年扶贫纲要，落到纸面上主要还是农村，但解决问题的途径不限于农村，我们不能把自己局限住了。

　　第五是相对贫困的发展趋势问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差距不能越来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材料，2001年到2008年，绝对贫困人口减少1900万。如果把农民人均纯收入四分之一作为相对贫困的标准来选择样本，从2001-2008年，是增加了1470万。一边是绝对贫困人口的下降，一边是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这个问题怎么办？如何引起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足够重视。我们讲城乡收入差别在逐步扩大，城市内部、农村内部都有扩大，但是从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这个角度，过去没有讲过。而且相对贫困还在缓慢增长，更没有讲过。要建设和谐社会，相对贫困人口不但不减少，反而在逐步扩大，和谐社会怎么建设？怎么才能减少、或者控制住他，不让他再扩大？从2001-2008年看，曾经出现过相对贫困的减少，就是取消农业税那一年。后来又缓慢扩大了。这说明，如果政策措施到位，至少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这个问题不承认不行。现在似乎有一种看法，认为相对贫困继续扩大的问题不可避免，因此也就回避了。有些同志认为在最近若干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干脆也就不提。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问题，应当面对。只有敢于面对，才有可能解决。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第六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的确是在上升。2006年到2008年，五个民族自治区加云南、贵州、青海三省的贫困人口三年中提高了4个百分点，到2008年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39.6%。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6%，也是在增加的。有很多调查报告提出，少数民族和汉族贫困没有明显不同。但我在西部调研感觉最起码有一条非常明显，在家待业的年轻人比汉族地区多。为什么？我考虑，这些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有一个局限性，就是不会讲普通话，民族风俗习惯也不一样。这个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局限，他走出去要面临更多的困难。新疆阿合奇边境扶贫试点，就是靠新疆当地干部有组织地将不会讲普通话的少数民族同志带出去，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带着翻译，厨师，一起住在厂子里。为什么宁夏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宁夏的回族都会讲普通话，没有语言的障碍。广西问题也不是太大，壮族、苗族也讲汉语普通话。但贵州、云南、西藏、新疆，还有青海等其它藏区，语言障碍就很大。所以少数民族贫困比重呈上升趋势，有它的特殊原因。但现在我们还缺乏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第七是灾害与贫困的问题。气候变暖的直接结果是自然灾害的增加。胡鞍钢教授前不久写了一篇《气候贫困》的文章，提出一个观点：现在贫困人口分布和生态脆弱区分布高度重合。也就是说，现在贫困人口大都是在生态条件特别脆弱的地区。我们叫做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基本都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怎么弄？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贫困地区每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其它地区的5倍。气候变暖，灾害会更加频繁和严重。现在，不少贫困地区的领导都提出要发展设施农业。我很理解，一般地讲，在这些地区发展设施农业，提高了防灾避灾能力，相当于建设基本农田。要是像普通农区那样建设基本农田，还是靠天吃饭，面对灾害频繁，投资效益就难以发挥。发展设施农业效果很好，但投入大，风险也大。目前还缺乏更有效的支持政策。在这些地方，谈论比较多的扶贫措施是搬迁、是设施农业、是特色产业等问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只是自然灾害。在生态特别脆弱地区，缺水的、缺土的、缺氧的、缺温的，这些地方怎么弄，我们研究的很不够。这些地方加在一起，占国土面积快一半，人口可能只有10%左右。这些地方是绕不过去的“硬骨头”，就算剩下很少很少，也绕不过去，必须面对。未来10年绝对都是主战场。现在，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办法，但对这几块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办法不多。我们在黄土高原、三西地区，发展马铃薯、种草养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没有像“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温饱工程”那样大力宣传，讲的不够。晴隆的经验讲的也不够。青藏高原地区在防灾避灾方面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另外，像地方病高发区，比如四川阿坝扶贫开发与综合防治大骨节病试点，就要采取综合措施。对这些问题，我们缺乏总结。

　　第八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扶贫信贷资金的作用。从解决温饱到提高发展能力，在帮扶手段上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可以更多的发挥信贷扶贫资金的作用。积极开展以小额信贷为代表的微型金融活动是我们面对的一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了近2000个亿，财政贴息贷款安排了2000多个亿。我们对使用财政资金研究的比较多，而对如何发挥扶贫信贷资金的作用研究的还比较少。前两年我们对扶贫信贷资金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贫困农户中反响还不够热烈。这两年推得比较快的是互助资金。但就其运作机制而言，如何真正用于贫困农户，而不是以扶持贫困户的名义用于比较富裕的农户，在点上可能解决的不错，但面上并没有很好解决。可能做得比较好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但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其进展不是太快。这是一篇大文章。从长远看，从提高发展能力的角度，信贷扶贫比财政帮扶，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对实践中的各种探索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要为其大声疾呼，帮助其创造健康发展的环境。

　　第九是如何发挥社会扶贫的作用。政府主导是我们的根本经验，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过去，我们是把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算做社会扶贫。所以，对真正社会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注意不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有同志提出，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应该属于政府主导的范畴，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才发现真正的社会扶贫是我们的一个短腿。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在扶贫和慈善事业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自觉投身于扶贫事业，成为社会扶贫一个有生力量。但是，我们缺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扶贫的进入和激励机制。现在的势头很好，同时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如果说还有第十个问题，就是对东部经验的总结。进入新世纪，东部地区实行了新的扶贫政策。不再确定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投入主要由自己解决，工作部署也主要由地方政府谋划。其实，这是创造新鲜经验的极好机会。在推动中西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总结基层的创造，一方面学习国外的经验。但对于东部地区来讲，我们可能更注意东部省份在东西扶贫协作中对西部的物质支持，却对东部省市自身创造的经验重视不够。其实，从经验的适应性来讲，东部地区的探索，比国外的“经验”更能适合我国的国情。东部省市的标准调整机制、瞄准机制、政策到户机制和部门协调机制，都有自己的特色。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 要从更广阔的背景研究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是扶贫工作自身的。但同时我们还要从更广阔的背景研究问题。在大扶贫的情况下，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对减贫事业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从2001到2009年，减贫工作之所以取得这么显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在宏观政策上有三件大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是十六大以后，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一下子改变了“三农”和国民经济的格局。在2003年以前，我们国家减贫形势是很严峻的，当时低收入以下的贫困人口，每年减少388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都是194万。过去大包干时一年减少1700多万，后来一年减少600多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时候，也是一年减少600多万。但是到了新世纪以后，一年减少只有380多万，如果不考虑低收入人口，就是190多万。但十六大后，年均减少860万。这个重大的调整、宏观上的安排，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对减贫来说太重要了。

　　第二个是在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制定了兜底性保障措施，通过低保制度来保基本生存，从制度层面把生存贫困的问题解决了。

　　第三个就是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2009年如果没有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计划，减贫形势相当严峻。2008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指标在下滑。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一下子掉下来了。2003-2007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超过全国水平，但是2008年年底是低于全国水平，而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但是一揽子计划及时出台，扩大内需，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现在，靠什么把西部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拉上来呢，就是靠扩大内需，就是靠基础设施投入，将贫困地区农民工本地打工的收入带动起来了，到9月底增幅18.6%。比整个农村的收入水平要高。所以说2009年的减贫形势比较平稳。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现在就不是这个情况。这些大政策、大措施，在减贫上发挥的作用太要紧了。人们往往很少从这个角度谈，但我们认为，单靠增加扶贫那点手段措施，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成效。

　　这样一些问题，是宏观上要研究、要考虑的。今后，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减排与减贫将提出一些什么新的问题，也很难预测。减排问题已经成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

五、 关于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为了体现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超脱，这次在专家的选择上没有考虑现在行政机关任职的同志。原来考虑过设顾问委员会，后来也取消了，就是要真正体现专家的作用。有些东西靠我们行政机关慢慢往前推，是可以解决的。但确有一些问题我们是无力解决的，而且我们看不清，也说不准。从专家咨询委员会角度来讲，可能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操作层面现在往往是被具体问题拴住手脚。不能放手去研究。有的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的重点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我在以上第三、四部分提出的问题，都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巨大空间。今年的大事是制定新十年扶贫纲要，希望各位专家从宏观上研究、考虑，帮助我们献计献策，开展讨论、进行评议。同时，如果还能够结合前面所谈的问题，或另外选择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并有所突破，提出一些重要的指导性意见，那就更好地发挥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要按照回良玉副总理的要求，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立足国内、着眼全球，立足继承、着眼创新，加强对扶贫开发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

　　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我们提议并经良玉副总理同意，由段应碧同志和唐华俊、汤敏同志分别担任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段应碧同志是农口的老领导，又是“三农”问题的资深专家，曾经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过程参与了农村的改革开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段主任对扶贫工作很有感情，尽管年近七十，但仍然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华俊同志和汤敏同志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和影响，有丰富的组织协调经验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担任副主任都是合适的人选。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各位专家支持他们的工作，同心协力，各展所长，为国家的扶贫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我们派冯强同志为秘书长，会同其他同志，为专家提供必要的服务。一是及时通报全国扶贫工作的进展和政策措施调整情况，以便专家组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围绕中心任务来展开。二是加强课题管理，财政支持的研究课题将优先考虑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承担。三是安排研究成果的利用和推广。研究成果可以整理成较短的文稿，送领导同志审阅，作为决策参考。凡是对政策调整有重大影响、产生实际效果的，要给予充分肯定，并将情况通报专家所在单位。今后，我们还要考虑研究课题的评奖机制。

　　为了规范工作制度，会前，我们起草了一个《工作规则》，良玉副总理也看过了，今天发给大家。希望专家咨询委员会充分讨论一下，根据《工作规则》积极地开展相关活动。

　　欢迎大家进行热烈讨论，提出批评意见。

　　谢谢大家。